春秋诸子杂议

　　一　七十年代
　　二　周游
　　三　鲁政
　　四　麟趾
　　五　议礼

　　一　七十年代

　　文革时出的那八九十来本关于古籍的正式评论，确实是好东西，包括一本论佛教的，其说华严宗要抹去时间先后云云，显然是意识到了什么，不能指望别人和你说一样的话。当然，类似孟子评注里“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钱大昕两百年前注这个检字为平粜出入，依汉制指物价低的时候仓府要收一些，这种实学的进步却没有反映在这类书，显然另外的三四十年前大师也有松懈的时候。。
　　手头拿了差不多都是六七十年代成书的论语注在对读，钱宾四的论语新解，赵纪彬的论语新探，当然还有那本论语评注，有些感慨就是后两本书的人，大多已经是对钱宾四这一系极为了解、不知道做了多少年对手的人后来写的，各自的体系差异很大，几成三方，各自都有一些不能说的话，比之古人，能说的话又多一些。比他们更晚一些的，考据上便上承汉学乃至新时期的考古所得，已经又是另一个时代了。
　　钱宾四写孔子晚年鼓动鲁君趁齐国君臣内乱伐齐，许为夫子晚年最后的政治作为，但宾四先生本人对这段大议论似乎未有充分的发挥，也可以理解。这个其实很有点商君书里将内部问题通过战争转移出去的看法，可乘机削弱季孙，但鲁哀公的一句问季孙的踢皮球，真是悲哀的哀公，夫子大概悲凉的不得了。几代人之后三桓退出鲁政，也确实是被齐消磨掉的，所以这个做法是有远谋的。文革几本批注每三几行就要来个新兴地主阶级，虽然看起来厌烦，但这里关于田赋使执政的大夫真正把权利牢固的抓在手里，有稳定的进项的看法，却是先进的，孔子晚年大概处在一拨开始经济集权的风气上，但是君主本身拿不到这笔钱，于是周围几个大小不等的诸侯内部问题的激化了，等到这一波稳定下来，就是战国时代了，儒士对这回事反应过来，要一千五百年之后欧阳修手里的事情了，所以冯大师们的看法，还是基本准确的，冯大师们可以说的话，以钱先生的立场，是肯定不能说的。
　　鲁国周围一带，春秋末年就是一帮土邦主和管家们之间的的事情，本身意义不大。但作为上古史可考的最丰富片段的部分，论语的作者本人是枢纽性的人物，编辑了上古的诸多文化篇章，师友往来，都构成历史叙述的主题部分，他的具体行为，自然是这些历史可以反复认知探索的较为省力的环节，因为历史上注解发挥考据得多了，所以这些历史成果，不用，是不行的，比如钱穆的论语书单，开列四种，汉宋清三派，加上他自己和大陆的几派，王夫之等明人的看法，这本书历史上发挥过的人太多了，所以可看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钱的这本好似周汝昌会本的石头记，字字句句几十年称经称两下来，看似平平常常，实际工夫是下得大的。由此上朔诸经，下探诸子，都是关键的所在，所以如果要对历史的观念有细节上的了解，推研论语这本书是有意义的。能说不能说的事情，比如钱本“学而”第一句，释子曰之子，习用顾炎武日知录话，似乎是从程树德本集释中过录来的，但释“朋”，钱就肯定希望扩而大之，不确释为同门。又如文革本虽然排儒，但就训估上，还是得将刘宝楠的牌子挂在最前面，是所谓不想说也得说的。话说回来，程树德本《论语集释》，应该是诸本中最好的本子，后来上古本的丛校本，在考据上或更增之，但陈本平等对待汉宋、程陆、佛儒诸本，对提示用心的本子用得上，程本人当年写书时已经是霍金的状态，但逢二战又离开学校，境遇不是霍金能比的，承受如此大的工作量，十分令人起敬，此亦吴夲、张养浩辈人，是真示人以行者，非巧言令色者可比也。
　　考据家的心态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比如赵纪彬新探论语，实际只解释两个字，也即“人”“民”，并述春秋晚期人是指统治阶级，民是指被统治阶级，估计即使在批林批孔的当时，也是不太红的看法，虽然批了孔，但是也把这两个字的字意加了更多的分别，当然从楚书的民字看，民肯定是被统治阶级了，但周礼里带人字的官，其实都是小吏，所以其实人也是当时的被统治阶级，或者羁靡的部落等等。。。如果以论语为例，最有名的就是君子群小之辩，所以。。。人也是被统治阶级，不言而喻但他这么两个字写一本书，毕竟从此成为一个成说。
　　清人考据风气，有些人直头硬，比如《四库全书》总纂之一钱载，以考尧陵地点，因于当朝所奉祀处不同而去职，乾隆也无法调停，以至当朝一时奏案皆为考古，后世亦是美谈。近人上博前院长马承源老，以拍板买入楚简椟被人嘲讽买西贝货，八十余岁自尽以抗，亦是这批学者的一个遗风，从近年对这批简陆续发表的文章看，这些简从未出世的用名显然有据，马老死的十分冤枉，是以考据之学，实际是以完成自己的历史观念为好，比如刘宝楠本论语正义，堪称是对春秋晚期社会心态的一个复原过程，如果从历史观的角度，这本书是极有营养的。
　　买了一本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第二卷，大致翻了翻就放下了。如果说对应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历史，要找现成的小说系统，体会一下情景，大概能找到的类似的，也许就是写一百年前旧俄国乃至前后交替的小说了，中国和印度始终不同，高辛氏绝地天通，彻底的把欧洲中世纪之后才完成的摆脱宗教控制的历史在五千年前就走过程序了，而印度到今天，也没解决种姓问题。。加上上层的繁文缛节，旧俄国是一步从农奴社会跳出来的，而且记载最多，作为最大邻国，中文里能读到的翻译作品也最多，几乎重要的都跟译了，所以要理解东周，如果抽掉部分技术背景的对比，那么就情景而言，其实这类异域小说反而纪录更多的相似之处。。。很明显的例子，别指望清代擅长同光体的诗人能理解一甲子之前的普希金式决斗并咏叹之，但更早两千多年的子路正缨而后受兵解，大致就是类似时期的心态。
　　如果全部都是社会情景，那么历史的观念将难于从概念的雏形或者用心上相望相收，如此则易于浮敛，所以这些历史观本身，还是要参正于内典的道理的。一般于不一不异，内典大多约身心谈，如果扩而大之，谈一异分别的社会倾向，比如四相分别，六相分别，那么就需要类例来调节。比如，唯物主义大儒赵纪彬过身后十年，九十年代初他的《困知二录》才出版，其中有八篇文，总名曰：“释一二”，即释“一”“二”这两个词汇的先秦诸家哲学源流里，这些范畴是怎么建立出来的，在建立的过程中分别云何，调剂云何，云何诚，云何权等等。ps：1965年《释一二》第三篇发表的后第一读者的跟读过程见其著名批语：“孔门充满矛盾”的网络文献检索。《困知二录》这书网上没电子版，《释一二》的全文亦难找，有兴趣的去孔网买一本吧，我没兴趣拍字过录之。不分别可以认为不约束在局限的身心环境下谈么，所以这些将分别进行到底的资料，尤其是写概念的原始起源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二　周游

　　以前看新闻，说靖安水口战国墓出土的殉葬者骸间发现有绿色结晶体，研究发现是蓝铜矿。当时立即想到苌弘化碧，乃是真事，应该和这段时间的随葬仪制有关。苌弘是孔子另一个老师，周的首席天象术士，音乐家。苌弘时期周道已衰，彼神道设教，欲使诸候来归周，又建周城以安王庭，暗地里还策动周的亲戚晋的内乱，于是晚年因此被周为晋所邀杀，相比一贯正确的图书馆长大人，斯一斫心斫肝，余忠可悯之老儒。如果把周礼理解成文化输出，那么现在当红老美可比于春秋时期的周，一个移民国家，鲁自然是老欧洲了，自己觉得比东周文化资格还老，其实还有一些资格比他们还老的国家，比如楚齐。所以一旦文化制度的输出到了极限，想要靠这个再占据支配地位，即使只是名义上的，也是越来越不容易了。
　　陈树德本集释自序，言：“举古圣哲所揭治乱兴亡之故，至今而适若相反，”虽然后面后很多会转的话，但其实他也大致觉得，要靠这个来治世，不见得一定有用。昨天听了一个讲诗经的录音，大赞后宫美人越多越显有德，实在是自干五得不得了，所以这个不能指望拿来用诸于人或以此为途见用的。一般来说很小的概率偏转就会导致很大的现象区别，所以儒家不理解的周期率，实际就是是在于以能维持而希望优遇之，把土地和机会都瓜分完了，冗民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有周期率的结构了。
　　即使是同一个人，随着时间，表述也会有一定的变化。一个人年纪大了游历多了，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很巧妙的掩盖起来，比如夫子以周礼为号召，应该是他去河南游学过之后很久才特别树立起来的旗帜，到了很固执的时候，应该是五六十之后了。他本来就不是姬姓，而是姬姓之敌的后裔，所以年轻的时候虽然熟悉礼规，但不会特别的觉得周是天命所在，只是个技术性的学习罢了，所以帝王将相无种，谁谁谁都有可能，年轻的时候的孔夫子，大概也是这么认识的：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史记·孔子世家》
　　“虽王可也，其霸小矣”那不就是谁谁也可以么，到了他晚年，这种话就不可能说了，在当时可是少有的奏对机会，年轻人游说野心渐大的中年人。。。鲁昭公大概是夫子第一个政治学实验样本，很可惜，他的留学赞助人昭公因为斗了个鸡打了一仗，匿了。所以到了晚年夫子以周公作为做梦交流的对象，也是点滴积攒心得的过程吧。。。这时候也许功夫纯熟了。。
　　司马迁的家族历掌周之天官，对孔子的记载也不全是好听的话，至少前面还是说了很多实际的话，能给人一个“圣人也是逐渐学习逐渐进步的”印象，就是天生的圣人，也还是个人。
　　其实这段涉及孔子适周的年代，是史记里的一个悬遗问题，有关孔子的记载的来源也很明显的非常复杂重蹋，很多现代年谱确定在公元前518年，这事可是说不准的，但总觉得是他二十出头的时候，三十几岁从人就都很多了，去个河南一辆车那里够呢。有现代人用孔子适周时和老子一起出门助葬做学徒时遇日食的记载来推，能大致推出可能的几次时间（《孔子时代的日食及孔子适周的推测》郑捍马）
　　这个略过不提，但这段应该是有相当的意思的：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闲，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闲，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闲，〔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史记·孔子世家》
　　音乐听着听着，多通道出个为民生操劳的人格形象出来，也许这个人格形象的稳定还有助于义理的开展也说不定。文殊般若经这个系统，前面讲很多哲学道理，后面突然话锋一转，提出止于佛像作为方便，虽然不一定是这么个道理，但机制上多多少少有可以参照的地方的来。“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读复杂的东西，一定要对照的资料足够多，通俗读物很容易有隐覆的内容，即使作者是知道这里面有疑问的，比如钱宾四的孔子传，对夫子早年的历史，就提也不提，以他的学问，不可能不知道孔子适周的内容，大概就他的位置，对于吃不准的事情，就不提了，但没想到他连史记的引文也能径改，将：“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改成：“季平子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所以他的东西和冯大师，赵大师的东西，真是两个极端，钱宾四这么弄，自然是很强烈的一的倾向，后两个到了晚年，则受令于扩大分歧，他们的书都应该看，但不能只看其中一面的，甚至要借助古今的考据成果，跳出这些笼络来才成的。否则历史观念之养成，即成塑造，被人拿捏好在一个模子里罄出来的，也多少无趣。
　　音乐家苌弘大概是孔子真正的政治导师，六卿之乱据说是他的手笔，那么同一年的堕三都大概也不是孔子一个人导演的，两个事情借口都很象的，但区别在于鲁国历史上已经被周动过几次手脚了，大概又从晋做转口贸易工作，消息很灵通，彼此防备是有的，所以夫子游列国，还在苌弘失势之前。如果苌弘和常枞是同一个人名字的不同隶定，那么孔子应该是先从老子学礼，年轻的时候做学徒，中年以后出了名，就被祖师爷给留意栽培起来了，对此老子应该并不感冒，但东周儒道纵横家皆出于周之巫士，大概是差不离的事情。但相对与老氏之淡漠，同为孔氏老师辈的晏婴则把儒门的一个问题说得很直接：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孔子世家》）
　　这段话的句法么，一千多年后韩愈直接拿来说释氏，其实在孔氏当时，已经已经在想办法进行会通，解决用度的问题，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有若的这个会通，和字应该有协作的意思，没有真正共识，就是行礼如仪也无用，比如堕三都，比如夹谷会，等等，彼此都是人，也很难说谁比谁聪明多少。
　　老氏、孔氏遇事的基本心态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老氏讲无为，遇事不于事中作攀缘，所以彼之无为，大致可以在此事上看：
　　曾子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礼记·曾子问）
　　古人日食是大事，很容易就神道设教一番，讲点道理是小事，往往就会有这个那个的要求，后世大概常见，所以算到日食，大多要动员一番，以求镇静心神，以动致静。老氏遇此事，什么也不干，大家都不容易，礼数全了就行，就不给人添堵了，所以老子的礼学，应该是复杂的有限，孔氏后来所收集的礼，应该是遗篇叠加，算是新礼了，历史上有没有行过，可能真是未见全部实行，所以宋学提礼经的汉代增益说，考虑晏子的评价，可以想象。
　　孔氏壮年以后在尊王的事情上是十分看不开的，他的谁谁谁用他都可以称霸乃至成王的理念，除了面对公山氏的招揽有所动摇外，其实仅限于诸候，不算大夫。比如他的开山大弟子兼同学于老氏的孟懿子，自己就是三孙之一，建筑部长，当年和孔子出访周国，也许是鲁侯看其年轻的一个调兵之计，此人在鲁侯伐三孙的时候立即回国参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个国君几乎被他干掉了，可见礼对他没约束可言。此人待孔子中老年时期欲问事时，对于孔氏大致起了极大协助和限制作用。孔氏早年因彼问礼，而得称喻的，据李零的分析，孔子堕三都前的一系列获得提拔，也大多在孟氏手下为副职，这两人关系是最铁的。所以孔子位置上升到和孟氏平级，要去堕郕邑的时候，大概孟氏就发觉你原来连他也不放过，于是迅速翻脸之，孔氏手中的权都是孟氏的人，于是立即得游列国了，到孟氏临终前几年才得回鲁，矛盾是积累了几十年了。毛氏1965年批注赵纪彬书云：“孔门内部矛盾重重”，不算孔门，季氏与孔氏矛盾第一，夫子毕生在季氏阴影之下，如果算孔门，那么孟懿子与孔子的简直可以用恩怨交加来形容，孟懿晚年其子继位，继续问礼于孔氏，亦继续与王室反正交加，事近纵横家。其后代所出孟子，虽然孟孙地最后为齐所消磨，孔孟这两系人马，亦为豪门由恩转怨，由怨复恩的典型，最后鲁国末灭，抱团取暖，但孟子书轻王侯，重养气，与孔氏有所不同，亦其家学溯源也。
　　夫子最杰出的成就为开讲学的风气之先，编辑校注和讲解群经，历史性的认知不同会随时间而过去，但对这些古籍的保存和讲解传统，却使得文化在广义上得以长期延续，比如他的礼学思想在汉代相对大一统且经济能力高的社会能够部分施行，文献就是条件。虽然历代对他的评注都是现实存在的，相对于后世纵横家毫无原则的翻手为云抹抹杀一切仅为己利，孔氏之学以礼制和和平调动为基本手段，具有相当的先进性。如果抛开这些都不谈，儒家对于维持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是有责任感和具体作为的，虽然在后世看来，技术问题可以陆续更新，但就历史观念而言，对人的关怀，则是不能够仅仅以个人经历的考究和发明来进行否定的。无疑，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夫子，其中有各种历史性的美好因素的积累和寄托，也即夫子在人心中的功德，实为有史以来善良心念的叠加，而不为历史的细节究竟为何而抹杀。通过考据所认识到的历史上的孔子，未必就是孔子的真实愿望和想法，当或多或少有因时因地不得以的苦衷。美好的心念，应当学习，不论是起自何方。春秋战国时期本身就是黑暗的奴隶制世代，古德当世曾来有来东方，亦不得行道。而所以以考据发明无闻之事，实为当此世间，以此行奴化教育者亦多，专择已不见用于世之义，既不治经，亦不问学，哄人为能，此中多歧路，是以略示方略，非所以有言于夫子也。
　　考据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实际的看到真实的情况，取消很多增益和损减的部分，至少有所认识，不论其中所需要抽象出的美好心念是何等，至少不被美好的希翼所诳。这个先撇开。苌弘是天象术士，不知道和司马家族是什么关系，也许司马家族是历世任天官，而苌弘是三星堆那个系统出来的巫士。《淮南子·汜论训》：“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他的学问排在头一号的是望气，鉴于司马迁的史记实际上是他家历来保留的资料的汇集，那么有理由可以推测，史记天官书的这段望气的资料，是和苌弘系统有些关系的，毕竟天官书拉杂提了很多人的名字，在周只有两人，其中之一就是苌弘：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馀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恒山之北，气下黑下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兑；後兑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馀里见。气来高丈馀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
　　细节怎么去望，也不去推究了，如果把这个作为纵横家象占的必修课，那么纵横家要解决的事情，很多也就是不过三四十日的事情，所见区域或广，亦遥象所及为度，比之书经时间跨度之广，诗经空间罗列之全且人情细腻，春秋之汲汲为后世立规范，有很大差异，关于时空认知上的这些差异和分型，古代概以养气目之。远近是一回事情，近无猎心，远无拟心，或许是另一回事情。

　　三　鲁政

　　“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摩研排缵。二纪余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譬若人欲食甘。操钱入市。问物有名甘者乎。无有也。买饴食之。甘在焉。人欲食咸。问物有名醎者乎。无有也。买盐食之。咸在焉。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亦犹是也。故曰同也。
　　若夫异者则有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而已。经文艰奥难通。若於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於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佗徙。至於史则於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駰颜师古一辈乎。其当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异也。”（《十七史商榷·序》　清　王鸣盛）　
　　王鸣盛的这个历史的观念，很有发明，不过十七史商榷涉及孔子世家的，还是以正位为辩，对于太史公书中部分前后没办法会通的纪年叙事，没有发明，王是榜眼出身，又是先经学后史学，不会没意识到，只是其所宗虽贵实学，在乾嘉年间，也不能涉及这个罢了。
　　夫子所要维护或者信仰的周礼，应该主要是指他所辑录或者根据不成文规则增益的仪礼，其他的实际上谈不上，仪礼，主要是士人礼，在等级制度下，见个人情，不计冷暖的话，多多少少有些美好的祝愿和期望，这些以后再谈吧。周礼的文书居然是个编制目录，这很符合孔氏的经历，没有任过周官，做了三年鲁官，不是副职，就是去见相熟的齐王做典礼，做了三个月代理政务官就失去所有支持。所以周官书就是个编制的辑录，唯一有细节就是考工记。这个编制本身谈不上合理，比如周礼天官书，乃是后世王权和相权倾轧之源，天官大宰几乎什么都管，又和周王后宫编制在一起，政务官滥权，足以架空周王；而地官和夏官编制太少，事务官无钱，又成为后世层层克扣之源。且本身就是马匪政治的产物，就是以车马的短期作战半径划分的执政圈子，执政是承包制，所以能维持八百年，真已经是很长了，不容易。说老实话，老夫子毕生在季氏阴影下生活，就是这个周礼的直接而且必然的作用，所以他晚年做梦做醒了，发现居然潜意识里在按照自家的商礼行事。
　　这个系统之所以能维持得时间足够长，原因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谁也不可能真的争夺天下，不过是撒点种子，多设置几个隔离带，而周布局分封上百家，比如策封鲁在齐和南方之间，有人很明确的释文，鲁有鱼儿搅浑水的意思，而鲁又和一大批周的历史遗留问题，前面好几千年的遗老遗少捏在一起，所以鲁在搅齐，而周在搅鲁，一百多家这样众封多建下来，承包商既多，互相吞并又需要时间，不想被吞起码要尊周而不失名义，以便得到司法救济，所以周的名誉统治权就巩固了下来。除了楚这样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老宿还诋诂几句，当年我们一起干掉商是说好了要分肥的，怎么后来没份：“中央共牧，后何怒”。。。
　　众封多建作为怀柔政策，到明朝都还在用，这个政策的弊端或者说必然结果，就是繁荣了礼仪市场，所以周官书和仪礼的关系是，周官的政策导致了礼仪的需求，而礼仪的需求随着承包制的稳定和自然发展，下移到士阶层，并普及并有一部分一致化，也就是先匀质化，然后再同质化。

　　堕三都所使用的术语：“大夫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使用的是周公之后的不成文规则，主要是有选择性的使用，比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条：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但礼记·王制中也只说：“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可见即使是儒家自己的经典，脱离了这个具体的情况，也要选择性的不使用把地区级城市限制在一个居民小区大小的格局。藏甲经常性的成为有趣的倾轧题目，大概就是这件事情的放大效应，而堕邑的情况更为有趣。有邑氏是中国王纪在春秋时能上溯到家族的最早起源，也就是有邑氏最先利用土围子。而夏后氏灭掉的第一个系统就是有邑氏，也就是运动和游击战在速度和力量上一旦结合起来，城市的防守战是颇为挠头的，所以对于二级或者三级承包商的仓库，限制在一个街区大小，应该是诸夏的长期经验。孟氏的成邑自保，提出的理由就是抵抗齐国，如果加上当时已经略衰的戎人，已经是足够的理由了，这种对内不对外的统治观念，对于宋代有很大影响，比如有这么一段：“成一农《宋、元以及明代前中期城市城墙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认为，宋初毁城之后，无论南宋还是北宋都一再坚持不鼓励筑城的政策 。”南宋末年，有少数抗元的地方建了挺厉害的城墙，但这种制度并不普及，所以南北宋里起码北宋，很突然在联金灭辽的胜利之后就被金干掉的，其基础原因就在这一条上。如果他每个城都做得高一点，那么类似明末满人劫掠到山东，围北京，也没能把明干掉，还要等李闯之后看机会，这个拖延的十几年功夫，就是拜糯米灰浆砌城的作用，版筑做不了这些，也是事实。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　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接舆之名，屡见于先秦诸子之称述。范雎邹阳皆以与箕　子并称，皆谓其人佯狂避世。今疑接舆或是故蔡遗民，沦落故地，遂为楚人。《韩诗外传》：“楚狂接舆躬耕以食，楚王使使者赍金百镒，愿请治河南，接舆不应，与妻　偕隐，莫知所之。”则叶公致蔡于负函，接舆或在其内。　楚王欲用接舆，其曰愿请治河南，固属传说，然亦透露　了楚王之意在怀柔当时故蔡之遗民。而接舆之歌而过　孔子，正不喜孔子以中原诸夏有名大人前来楚邦。若果　从仕于楚，将更是一危殆之道。其歌意当在此。今不知　孔子当时所抱见解如何，其所欲与接舆言而不获者系　何等言。要之接舆当抱有亡国之痛，其于楚人之统治，必有非吾族类乏感，不得仅以与后世如庄老之徒之隐　遁不仕同视。”（《孔子传》钱穆）
　　孔子游陈蔡，蔡以大龟名，“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悦“，外地人拿了个大乌龟壳子，要造模拟世界来增加仪器的灵敏度，所以这个地方多大巫，巫系统和术士系统还是有道统的区别的，孔子虽然师从楚人老子，主要还是代表周的系统，所以直接出言要孔丘他适之名贤，就有三人之多。钱穆虽然脱出大陆，但在港应该算是声望隆重的“陌生人“，定居台湾时虽然傅斯年胡适皆已殁，但新学已自成系统，不会乐见如此旧学之人，而比钱穆更旧的旧学，则亦不接受钱穆将易传从孔子著作中去掉的看法，所以钱的这个体会，亦是去国辗转三地而得，苍凉若有夫子之体验者。

　　四　麟趾

　　孔氏和老氏一系的术士们，在孔子晚年，策划一涉及五国之大会战，于是终结春秋时期，成为战国之始：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却，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原也。”遂问子贡。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柰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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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此文在编年节奏上和其他资料对不起来，大致事情是模糊的有，但疏密上不是这样，主要是情况大致是吴晋欲会，吴希望开拓北方的疆域，是以直接威胁到鲁，所以鲁人四面求援是真的，吴于齐大致只是小接战，而范蠡师文子，文子是孔子之师弟，与儒门有过从，所以吴危鲁则越危吴，儒门在其间应该不至于有协调作战部署的能力，稍加通风报信盯住在北方的吴师主力大概是有的。这场吴楚战争之后时间拖的很长，孔子生前并没有见到结局，所以考虑到吴国尚在，楚平王冢被发还是记忆尤新的事情，是以端木赐于孔子身后守墓六年，也是孔门之中，只有他是成熟的外交家，若吴未灭而又来，则可怀柔之，直到吴楚之战大局定下，子贡才可放心离开。仲尼弟子列传这一段东汉亦编入越绝书，文本来源应该就是史记，很可能是战国策一类纵横家的手稿，其中：“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虽然是故做荒唐言，将战争邀约当儿戏解，却亦说明堕三桓之内耗对于局面影响的负面作用，术士们亦有反省，毕竟造成这种舆论局面之后，要新修加固，都会有所困难。
　　这个文本中的吴写得有些薛蟠体，对这段的观感就是，对于有大计划的人，绕道走比较好。有些事情，不割裂了，没办法看，全割裂了，也没办法看。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果真是很大的计划。一般以为教书先生很单纯，原来急了也不顾一切的使用众多诡道，虽然他们本来就是一堆里的。如果不割裂的看很多美言，稍加校勘，自然都显虚饰，老子所言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者。彼言行中有价值的部分，美好的心念等等，只能是一事一议，有所资则用之，但不能及于其余的，也就是说一个东西有好的，既不一定是说这个东西好，当然也不是说这一类东西都好，和什么也没说，其实区别也不大，但说没区别么，还是有区别。历史的观念，肯定有极其拗口的地方，这就是其中之一。ps：这个战国前传故事，和星球大战前传的版本是非常象的，实际版本则这些范例里当然没有丝毫的诚可言。。。虽然这五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说鲁人也没别的选择，但应付起来的迂回，记录笔下的笔削自得，都令人皱眉，西施的故事，吴楚之际的国际外围争拗，就是这个事情，虽然很模糊。而孔子之所以在此事前被鲁国迎回国，也是因为需要他来解决日益紧张的国际局面，鲁国在这一年急忙用田赋，也是局面不等人。。。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左传　哀公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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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里的这件事情，则不象星战前传，而更象亚历山大东征，主角是吴王和他表亲鲁候，如果说孔子晚年对春秋的笔削是包括了这几年的话，那么成邑的叛变证明了他十几年前见解仍然有道理，也因此是孟氏又和他来往的原因，但是这几年的鲁，等于说是围绕着吴王夫差在中原的军事旅行做导游和服务工作，大概吴是不会自带粮草的，其中参与和吴讨价还价最后一次性买断赎回鲁侯的大致也是孔门弟子。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能用的招数，全数用过了，总之最后解决得还不错，吴也应付过去了，而且最后还给越灭了，再不用当导游的义工了。

　　五　议礼

　　“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不可思议则不可说。若可说则可思议。不可思议者无所有。彼一切声亦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者无声。佛言。汝入不思议三昧耶。文殊师利言。不也世尊。我即不思议。不见有心能思议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议三昧。我初发心欲入是定。而今思惟。实无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学射。久习则巧。后虽无心。以久习故。箭发皆中。我亦如是。初学不思议三昧。系心一缘。若久习成就。更无心想。恒与定合。”（《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梁扶南国三藏僧伽婆罗译）

　　礼记·射义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勤有存者。
　　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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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氏是习射之人，自许六艺里其射御皆佳可名，其所整理的射礼特别详细。乡射礼或者大射礼，射是一回事，射之前的复杂拜礼是另一回事。射礼之前的这些复杂动作，可能是半游牧部落区别于农业部落的一种军事调动操练的演习。站阵上心意相通大概有其好处所在，所以骑士礼那里都是有的。但是真有效么，其实也不见得，到后世由习射改为较文，由较文转为揣摩，则于散乱中勾划的痕迹就更加明显，心念不够纯粹。逻辑上的一个个套用过来，其有效性未必递减，但要增加也很困难了。但对于动员能力的需求，则是很明显的历来都看得见。

　　大戴礼记
　　哀公问於孔子第四十一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而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也，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
　　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社稷、宗庙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以谓已重焉？”
　　孔子遂有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配以及配，君子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名也已。”
　　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身。“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西东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也，是天道也；无为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识之心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闻是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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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结合前面的考据，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就很难看懂，要从字面的哲学的去推究，不如解释成：以虚名招实，对于这个鲁之三孙为政这个架空学政治现实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弹性空间了，这就是孔子的实际估计。公羊学的爱好者对于这段大概不乐见的。作亲民状的如果是小官，花钱买名大多是为了近幸，到了你鲁侯，手头有没调剂的实力，这些套路都不用谈了。所谓的大，无非就是你在国内名大而实小，在自己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在国内政治上东挪西移，不如和齐国（以鲁世娶于齐）处好关系，有大国为援，你个人的事情要好办得多。在这里孔子半个字也没提对下民群氓所讲的尊周，就是讲国际平衡术，最后还是要靠鲁侯自己做人，不是有了个国王的名义，就一定大。而孔子的话的后半段，大致有坚持就是胜利的意思，尽量要设法维持着自己。这个鲁侯在孔子身后也没能靠国际平衡解决问题，流亡于越。
　　“何为大”这种话遇到踢皮球，再找话头，问“何谓成身”。到了这种情景，都是鼓动死士舍小事大的时候用的。这就已经不是政治动员能力的测试，而是政治动员的号召了。本来鲁侯大概已经准备好了逻辑套路，却没想到孔子却提出不过乎物，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情，其他的管不了，这是老学的范畴。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这句话可以解读为，为你当炮灰，当了也没用，仲尼已经三十岁和五十岁，当了两次鲁侯家的炮灰了，现在回国当保护伞，弟子辈也在尽量帮他，但鲁国仍然很刻薄，所以不能指望孔门再出来“成身”和三孙直接冲突了，孔子的弟子辈对这个刻薄又贪婪的哀公并不效忠而且很有怨言的，孔子在事实面前也不能为了一个君臣名份硬拗弟子们的看法。孔子的背后，仍然还是老子的学说，不知道老子的实际编辑者是否是仲尼本人呢。孔氏回答这些话的事情，大概也是很凄凉的，有心用于国，但王侯只是拿他来当牌打。

　　“孔丘说：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颜渊》）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对待别人。我自己有个什么欲求，总要想着别人也有这样的欲求，在自己满足这样欲求的时候，总要使别人也能满足这样的欲求。这就叫“能近取譬”。他说得好像很冠冕堂皇，其实完全是欺人之谈。在阶级社会中，己与人都是有阶级内容的。孔丘的这些话的实际内容，是顽固地维护吃人的奴隶制，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反对人们起来斗争，革奴隶主的命。孔丘的这一思想，在以后的《大学》和《中庸》中有充分的暴露。。。。。。。大家知道，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平等”，从来就是虚伪的，不仅如此，即使是这种观念的提出，也是历史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不但没有“平等”这样的事，就是这个观念也没有，也不可能有。我过去对于孔丘的“忠怨之道”就是这样错误地理解的。“（《论孔丘》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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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不要紧，不虚伪的地方能讲到就是难得了，尤其是秋风扫落叶之际。冯大师的这本小册子，曾经以各地翻印的形式发行，所以发行数量之大，要超出之后的各种学术名著，大概是属于划入知识分子范围的都要学习的教材，没划入的大概以“孔＊＊的生平”这类小人书来教育之。如果说梁漱溟是抗面直言，那么冯则要复杂得多，他要讲的，其实还是人性，被逼着自批判，也趁此机会好好的把好东西塞进批判稿里，另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小册子论《王制》，大致就是借批孔批文革之无序了。类似冯大师这样高技巧的走钢丝耍弄造反派，在全国发行的批判资料里大谈性理，可以算是木马记之一例。

　　《大戴礼记》
　　主言第三十九
　　孔子闲居，曾子侍。孔子曰：“参，今之君子，惟士与大夫之言之间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矣。于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问：何谓‘主言‘？“孔子不应。曾子惧，肃然抠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孙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也。”
　　孔子不应，曾子惧，退负序而立。孔子曰：“参！女可语明主之道与？“曾子曰：“不敢以为足也，得夫子之间也难，是以敢问。”
　　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
　　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麋曰：“参！女以明主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明主奚为其劳也？昔者明主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税十取一，使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此六者取财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节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费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顺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谅，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强果则下廉耻，民皆有别，则贞、则正，亦不劳矣，此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则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悫、女憧、妇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诸天下而不窕，内诸寻常之室而不塞。是故圣人等之以礼，立之以义，行之以顺，而民弃恶也如灌。”
　　曾子曰：“弟子则不足，道则至矣。”孔子曰：“参！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属而治之，然后贤民无所隐，暴民无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时考之，岁诱贤焉，则贤者亲，不肖者惧；使之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贤举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上下之相亲如此，然后令则从、施则行。因民既迩者说，远者来怀。然后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十寻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为畜积衣裘焉，使处者恤行者有兴亡。是以蛮夷诸夏虽衣冠不同、言语不合，莫不来至，朝觐于王。故曰：无市而民不乏，无刑而民不违。毕弋田猎之得，不以盈宫室也：征敛于百姓，非以充府库也；慢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故曰：多信而寡貌。其礼可守，其信可复，其迹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时春秋冬夏。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下土之人信之夫！暑热冻寒，远若迩；非道迩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主之守也，折冲乎千里之外‘，此之谓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三至？“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主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
　　曾子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昔者明主以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数；既知其数，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说‘。天下之士说，则天下之明誉兴。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选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知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官贤，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拱而俟，然后可以征。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后诛其君，致其征，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矣。是故行施弥博，得亲弥众，此之谓‘衽席之上乎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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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戴礼记成为显学，是乾嘉以后的事情，到后来考据进化成了考古，这类系统记载的地位更上升，孔子的这片他称为主言的议论，显然是他的行政学纲领。其中相当部分应该是读书笔记，除了周朝初年的分封事例，这篇文章的经济学部分，有来自管仲的《管子》的学说。。。也就是说，在论语里出现的所谓远人来，除了礼节性的封建领主拜访之外，还真有招商引资的考虑在。
　　孔子晚年学说的新意大致就是在这里，他可能在设想晓法一百年以前的齐，做一个特贸区之类的。这是老夫子七十多年来从一个人类风俗学家向行政学转变的篇章了，也许是受子贡的影响。子贡投机于废举，可能是粮盐钱帛四种，否则一旦涉及到特产，都是需要特别的知识和特长的路径，鲁国作为中间地带，自然对于齐成为自由贸易区的过程十分的留意，但鲁的问题在于分封制的影响很浓，这么小的国家，还依山有很多小部落，所以能迅速通过就不错了，与其经过山地的鲁，不如绕道走。子贡能贸易，和他是政治势力就有关系。分封的影响越强，要养的人就越多，要特贸就越困难，这个主言的结构里，支出成本很大，行政服务的部分太小，结果这种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预先已经将远人来作为支应的一部分。。。
　　这篇文章有周公和孔氏的影响，管子和老子的影响也很明显，真要实施，就需要后来发展到郡县制，官员都是选派官，不是世袭官才成。到了孔氏晚年，老氏和孔氏门下看起来不但联络恢复，两者看法上也已经有趋同的倾向了，到了年纪差不多了，徒弟就和师傅的看法接近起来了。老氏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而孔氏的礼学思想到了晚年，居然说礼在经济学上的功能是：慢怛以补不足，礼节以损有余。表面上是指聚敛，未必不是说：各种弥费的礼，有价值的部分就是让参与者都得点实惠，作为一种酬补。这个看法虽然是对于民而言，但实际上更真实一些，缓和矛盾。(本文是2013年十月陆续写的，2014年12月排成现在这个样子，加了大致的分段，去掉了一些引文，也只能是这样了。人都是复杂的，历史上的圣人也是一样，在看清楚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开放的阅读观念，也许是阅读的一种感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