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
其实我知道楼下的各位已经很努力的了，这么多人加起来
花了好多时间在学习公案上面，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给一个
大致否定的评价，老实说，冷酷了点。其实我们的差异并
不在认知范围里，而在于是否使用历史材料进行校准上。
我最感兴趣的，也不在于认知心理部分，而在于历史的观
念，近年来做的最多的事情，就不是写帖子，而是研究这
一部分的资料进路，写过的帖子里用了大概百分之三吧。
都看了要花很久了，所以不大有时间写帖子了。前段时间
收集基辛格的文献，帖一点，这个人本身是很多历史事件
的关键参与者，又是历史学家，所以形成的历史观念和表
述就特别值得重视。一般所谓一念千年什么的，应该不是
单纯的事件按照时间表来排列了，基辛格算是一个现实主
义学派了，一个成熟的例子，又有比较丰富的资料，虽然
功利色彩和控制论都特别明显，是一个较为具体的样本。
历史学的观念，作为校准的参照系的功能之外，本身应该
算是相对完整的认知系统。既然前面的帖说了话，那么以
上的这些，也是应该要说的。我觉得，人应该形成自己的
历史学观念。

以下都摘自百度词条

　　———施本格勒对基辛格影响深远。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基辛格就连走路时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灵伴随他的左右。”

　　百度“施本格勒”词条：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年~1936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施本格勒认为历史只是若干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象生物有机体一样，都要经过青年期、壮年期以至衰老灭亡。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失败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的危机看作“西方文化的没落”，主张为了挽救这“悲剧”的命运，必须建立一种由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而成的“新文化”。

　　1936年5月8日，曾一时因《西方的没落》一书而享誉全世界的德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奥斯瓦德-施本格勒去世，终年55岁。他论证了历史的发展也是遵循生物生长的自然法则的。他认为每一种文化注定要没落。根据施本格勒的观点，西方文化正处于暮色之中，它将成为大规模生产和实利主义的牺牲品。由于他不接受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在希特勒上台后，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主要著作除《西方的没落》外，还有《抉择的时刻》等。

　　但他的思想对当代美国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基辛格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师从威廉·埃利奥特。1950年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论文反映了基辛格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从论文中不难看出，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论与行动自由的结合。施本格勒对基辛格影响深远。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基辛格就连走路时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灵伴随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论文具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基辛格写道，施氏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但施氏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具有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可管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

　　百度“基辛格”词条：

　　战争结束后，基辛格回到了美国。1947年9月，他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并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学习。在哈佛读书期间，基辛格荣幸地得到了威廉·埃利奥特做他的导师。埃利奥特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哈佛的一个传奇人物，为黑格尔的信徒。他教授给了基辛格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成为发现基辛格的第二个伯乐。1950年，在埃利奥特教授的指导下，基辛格完成了他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这篇本科论文长达377页，埃利奥特教授仅看了前100页，就提笔批了“最优”。基辛格的论文至今在哈佛仍被人提起，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这条规则限定未来的大学生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由于本科学习成绩优异，基辛格被免试推荐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1952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题为《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该文集中研究了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实际上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它奠定了基辛格作为现实主义学派中第一流学者的声誉。由于杰出的学术成就，基辛格被授予夏季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曾担任一门社会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他还组织了国际问题研究班，并创办了一份名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愿望却被哈佛大学粗暴地拒绝了。1955年，基辛格不得不回到故乡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带有结论性的研究报告，并准备出版专著。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从 而使基辛格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研究领域一炮而红。

　　思想

　　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这篇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施本格勒：历史是直觉知识》、《托因比：历史是经验科学》、《康德：历史和人的道德经验》，最后一部分的标题是《责任感》。在这篇论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个哲学大师扯到了一块，并向学院派提出了挑战。论文的内容十分复杂，行文刻意求工，立论独具慧眼。除对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进行了专门论述以外，论文还涉及到了亚里士多德、荷马、维吉尔、但丁、弥尔顿和斯宾诺莎的著作。从论文来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学思想实际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论与行动自由的结合。施本格勒对基辛格影响深远。斯坦利·霍夫曼曾经指出：“基辛格就连走路时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灵伴随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论文具有浓厚的命定论色彩。基辛格写道，施氏懂得“历史事件的命定性”，并且认识到“伴随着一种文明的兴起而出现的觉醒”，但施氏的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理解这一点，即必然性缺乏引导作用，也没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败是两个相对的属性，只有在回顾时才具有意义，并且永远不会有最后定论。

　　个人态度

　　但是伴随着行动所持的态度能证明一个人的性格，证明这个人赋予客观必然性的内在的独特见解。”“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注定是倏忽无常的。从来就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的，没有一种期望是能完全实现的。这是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命定，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种认识仅局限于一种自然主义的机械论，科学家与此并不相干。”因为人的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行动来自内心的需要，来自对环境有所了解的个人，来自对现象的独特理解。客观必然性永远不能指导行动，任何活动都只反映人的个性。理智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过去是死的，这是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自由支配着未来。”“生命中包含着苦难和倏忽无常。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时代或他哪个时代的环境……对自由的体验使我们能够超脱过去的苦难和历史的挫折。在这种灵性中包含着人性的本质，包含着每个人赋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独特之处，包含着使人宁静的自我直觉。”
　　行动自由观点

　　从行动自由的观点出发，基辛格主张伟人可以创造历史。基辛格是崇拜伟人的。在1975年12月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表示：“戴高乐是伟人，罗斯福是伟人，毛泽东是伟人。”他认为，伟人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如果没有他，就很难设想他的人民的历史会一模一样。”在其他的场合，他还写道：每当“思想意识起决定作用”的革命运动的初期过去以后，“很多事情要取决于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领导人物消失了，运动就可能崩溃或改变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他强调：“法国的恐怖时代由于去掉了罗伯斯庇尔这一个人而结束。”“如果列宁不搭那趟由德国开往俄国的著名列车，布尔什维克革命也许不会发生。”基辛格的本科论文显示，基辛格是有哲学头脑的，他具备成为哲学家的潜质。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检验他的哲学。

　　均势理论

　　与布热津斯基依靠地缘政治理论起家不同，基辛格赖以起家的不二法门是他的均势理论。这种理论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已经清晰可见了。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并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国博士论文，甚至没有当时哈佛博士学位论文的特色。他的兴趣不在于评价梅特涅这样的历史人物，而在于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创设的并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基辛格对论文题目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试图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国际事务的研究者。但是，他没有选择当代的题目，却选择了19世纪中的某一时间段，因为他觉得19世纪初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当代问题存在着相似性。虽然21世纪初永远不会重复20世纪后半期，但必然同过去相似，未来也必定如此。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自然科学

　　正如基辛格在论文中写道：“自然科学的成就通常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实验；而在国际事务领域里的政治科学的成就则取决于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期。我选择了1812年到1822年这一时期作为我的论题，坦白地说，一部分原因是这一时期的问题在我看来是同我们当代的问题很类似的。但我决不强调这种类似。”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可说是借古讽今，实际是一本研究如何结束战争、缔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据对维也纳体系的研究，基辛格认为，和平并非一国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当地考虑并执行政策所带来的额外报偿。和平也不是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国际体系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稳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开头写道：“在那些回顾起来似乎最为和平的时代，人们最不必费劲去寻求和平。而在人们似乎无休止地寻找和平的那些时代，看来最无法取得安宁。当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把和平（其概念为避免战争）作为首要目标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处在国际社会中那个最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而每当国际秩序认识到即使为了和平也不能牺牲某些原则的情况时，至少还可以设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础上得稳定。”但是，问题在于，稳定的国际体系如何才能实现？基辛格提出，稳定有赖于“一种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赖于“有关各种切实可行的安排的性质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许的目标与方法”的国际协议。他写道：“稳定的局面通常不是从谋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统而产生的。这里所指的‘正统’，不应该于公正混同起来。它只是意味着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质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够容许的目标于方法上的以种国际协议。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强国都能接受国际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没有一个国家对它感到如此不满，象凡尔赛和约以后的德国那样。”据此，基辛格把国际秩序划分为两种：合法的国际秩序和革命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