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zf和金爷似乎没在微信群讨论中出现？

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1402318296066047&wfr=spider&for=pc

犍陀罗地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佛教在那里经历了根本性的改造。希腊的哲学、神学、美学，和印度发源的佛教、印度教、地方神祇，以及伊朗系文明中的琐罗亚斯德教，乃至弥赛亚信仰，彼此激发，形成了影响整个东方文明的佛教文明体系。

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兴替、菩萨的出现、弥勒和阿弥陀信仰的兴起，乃至佛像、佛经的出现，等等，这些今人以为是佛教固有特征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印度早期佛教的东西，而是在贵霜等地重新添加和发明的。贵霜时代开启了佛教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发生了可谓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佛像出现，阿弥陀信仰、净土观念、弥勒信仰等诸多佛教以前并不具备的元素开始出现，并为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贵霜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也是在犍陀罗地区，希腊文明的特征被深深融入佛教，使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但包括艺术风格的，也包括教义，比如，佛陀的形象从一个人间导师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圣领域的统治者。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到，第一尊佛像，很有可能是在犍陀罗诞生的？

孙英刚：从我内心来说，我是坚信这一点的，第一尊佛像的确是产生在犍陀罗地区的。印度传统上没有为佛和伟人塑像的做法，早期的佛教也是反对给佛陀塑像的。早期佛教艺术里面，找不到任何佛陀的形象，都是用莲花或者菩提树来象征佛陀。

比如《法句经》，1994年在哈达地区发现的犍陀罗语写本是目前保存最早的文本，时间大约是在公元10到30年之间，堪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佛教写本。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

从公元150年左右，中国就开始翻译佛经，可以说，中国的佛经，最早就是从犍陀罗语翻译过来的。贵霜在其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犍陀罗语或者说佉卢文书的俗语，如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在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在梵语雅语和婆罗迷文取代犍陀罗语之前，它都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媒介。最近辛嶋静志教授对犍陀罗语与大乘佛教的研究显示，现在大多数学者以为的梵文佛经，实际上是几百年以来不断梵语化，不断进行错误的逆构词、添加、插入的结果。这些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并不是原典，而汉译佛典（大多是2世纪到6世纪，与魏晋南北朝时段几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献，是研究者应高度重视的研究资料，这些材料给将来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

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象，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轮回获得最终解脱的佛陀。《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可造作”，“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在佛像出现之前，也就是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中，人们往往用一些跟佛陀关系密切的符号或者物件来象征佛陀，比如菩提树、法轮、佛足迹、台座、窣堵波等。建于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巴尔胡特窣堵波围栏浮雕及桑奇大塔塔门保存了大量这样的作品。这种“看不见的佛陀”，是佛教美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犍陀罗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成为人类文明结晶的原因，在于其艺术自由化和开放性。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看到不同文明元素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佛陀庄严、贤明、仁慈的形象，有希腊美男子的风度，又带有本地社会生活的痕迹，甚至白毫可能来自西亚的宗教传统。

在犍陀罗地区，佛陀的形象出现了，并被赋予了很多特征。比如三十二相，成为佛教造像必须遵守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佛陀生来就有的三十二种异相，比如手过膝相、眉间白毫相等。很多学者都认为，佛陀的形象应该是借鉴了王者的形象，受到了不同文明的影响，比如白毫，可能来自伊朗文明传统。犍陀罗的佛像静穆庄严，带有超越世俗的神圣美感，但同时又具有高度写实的精神。从1833年西方学者在喀布尔河畔发现禅定的佛陀形象，就猜测佛陀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艺术风格。

金之丘提拉达坂展现的文化风貌，可能是犍陀罗佛教艺术形成之初的情况。最引人瞩目的是，在4号墓出土的金币上，可能出现了佛陀的形象。这枚金币上呈现的佛陀像跟传世风格迥异，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另外一种创造佛像的努力，但很可能是现存已知最早的佛陀形象，反映了犍陀罗艺术在发展初期对如何塑造佛陀像的探索和尝试。这种姿容的佛像很可能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了，留下现在占据主流的佛像造型。

这枚印度系金币正面表现的是一个行走中的人，双手推动一个转动的轮子，上面的佉卢文铭文为“dharma-cakra pravata〔ko〕”，意思是“转法轮者”。金币上的“佛陀”，推动的法轮上有八条车辐，可能象征八正道。就铭文来看，表现的似乎是佛陀，因为转动法轮的只能是佛陀。佛第一次讲法也因此被称为初转法轮。但是，这枚金币上的人物形象，显然跟后世见到的佛陀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是混合了转轮圣王和希腊英雄形象的佛陀。该形象从左肩到腰部身披兽皮，看似尾巴的部分应该是兽皮的下端，很可能参考了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很有可能的是，这是一种在佛像发明和发展过程中失败的尝试。

一般认为，犍陀罗佛像的创作理念，应该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神人同形”思想的影响，所以佛陀的姿容用人体雕塑的形式表现出来。带有浓厚希腊、罗马风格的犍陀罗佛像，被称为“希腊化的佛像”（Hellenistic Buddha）或干脆被称为“阿波罗式佛像”——一般认为，佛陀的背光形象来自于阿波罗，所以佛陀带有白种人的特征。犍陀罗佛像这种造像风格，影响深远，中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乃至云冈和敦煌的佛像，都受到犍陀罗艺术的深刻影响。

关于佛像到底最先在哪里产生，学者们围绕犍陀罗和马土拉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就菩萨像而言，根据出土资料，可以确证，现在通常接受的菩萨造型——传至中国的衣着华丽、身戴璎珞的王子形象的菩萨是诞生于犍陀罗地区，而非马土拉。在马土拉，佛像和菩萨像在外观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如果不在铭文中明确标志佛像或者菩萨像，甚至难以辨别。犍陀罗的佛像和菩萨像应是符合当地贵族和商人的品位，其装扮并不是印度式的，而是融合多种文化传统的产物。

最早的佛像应该不早于2世纪。就如宫治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犍陀罗还是马土拉最先发展出佛像，有明确纪年的佛像最早也是属于迦腻色迦统治时期。除了白沙瓦附近出土的迦腻色迦舍利容器之外，迦腻色迦还把佛像镌刻在自己的金币上。

马歇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将犍陀罗佛教艺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世纪末到140年，这个时期，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是佛传故事，佛像在佛传浮雕中的地位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140年到23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单体佛像。随着佛教发展，信徒们对礼拜佛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3世纪开始，在窣堵波周围开始建造佛堂，供养佛像。这些佛像一般高3—4.5米。比如塔克西拉的法王塔，中心大塔的外围，建造了一圈佛堂供养佛像。但是这时的信仰中心仍然是礼拜佛塔，布施佛像。随着佛像神化程度越来越高，佛像越做越大，最终取代佛塔成为佛教徒主要的礼拜对象。

犍陀罗佛教艺术吸纳了大量不同文明的符号、理念和神祇，造就了其世界主义的面貌和特征。佛教雕像中的帝释天、梵天本是印度教的神祇，在佛教里他们却臣服于佛陀；带有民间信仰特征的般阇迦和鬼子母，则混合了印度和希腊的理念与艺术形象；佛陀本生故事里，出现了迦楼罗；那伽或者“龙”作为佛陀的礼赞者或者异教的象征，出现在佛传故事里；希腊风格的装饰、建筑、神祇频频出现在各种佛教艺术中。作为佛陀“保护神”的执金刚神，形象则是来自于古希腊的大力士赫拉克利斯。其他的风神、海神等等，都在犍陀罗留下痕迹，并且以之为载体传入东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龟兹壁画中众多的裸体人像跟希腊人崇尚人体美有间接的关系，北齐大臣徐显秀墓出土的一枚戒指上，清晰地描绘了希腊克里斯（执金刚神）的身影。

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就被放在犍陀罗。大量的圣迹和佛陀遗物，造就了犍陀罗的佛教中心地位。佛陀自己没到过犍陀罗没关系，他的前世到过就可以了。在这些重要的佛本生故事中，最为关键的是燃灯佛授记——通过燃灯佛给释迦牟尼的前世儒童授记，给释迦牟尼在未来成佛提供神圣性和合法性，而这一关键的本生故事，其发生的地点，被放在了今天的贾拉拉巴德，也就是汉文文献中的那竭。通过佛本生故事再造圣迹，这是犍陀罗塑造自己佛教中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碰巧的是，在犍陀罗出土的佛本生浮雕中，数量最多的就是燃灯佛授记。这一主题，很多时候跟佛传故事放在一起，被视为佛传故事的开端。

佛本生故事（《大般涅槃经》称之为“阇陀伽”）记载的是释迦牟尼在过去轮回中修行菩萨道的事迹——释迦牟尼之所以成佛，在于他经历了累世的修行，积累了足够的功德。佛本生故事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建构的过程。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很可能从来没有到过犍陀罗，但很多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地点被放在犍陀罗——释迦牟尼的前世似乎是将犍陀罗作为重要的修行地点。这些佛本生故事在印度本土并不流传，却是犍陀罗佛教艺术的重要主题。而且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明确记载为犍陀罗地区，比如快目王施眼的故事、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摩诃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月光王施头的故事（尤其流传于塔克西拉）、慈力王本生故事、苏摩蛇本生故事，等等。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对这些佛本生故事发生的“圣迹”多有描述。

佛传故事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就是般阇迦（Pācika）和诃利谛（Hāritī，汉文文献中也被译为“鬼子母”）这对夫妇神。“鬼子母”这一名称，早在西晋译经中就已经出现了，也因此在汉文佛教文献中频繁出现。鬼子母在成为佛教神祇之前，并不见于任何早期的印度文献，不是印度教的神灵，也不是耆那教的神灵。鬼子母造像最早就出现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而且数量众多。从这些证据来看，鬼子母信仰很可能是流行于犍陀罗地区的地方信仰，后来被佛教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虽然在佛经中，佛陀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王舍城，但是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健驮罗国）梵释窣堵波西北行五十余里，有窣堵波，是释迦如来于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国俗祭以求嗣。”根据玄奘的记载，释迦牟尼度化鬼子母的地点在犍陀罗。而且，玄奘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仍有到圣迹求子的传统。或许这也是犍陀罗再造圣地运动的一部分。其实，鬼子母的形象，早在1世纪，就在犍陀罗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