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背景。原始佛教中的佛陀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一般问题都以实际利益来回答，比如为什么要出家修行？因为有人赞叹，有人供养，还可以解脱等等，对比较玄虚的问题，比如十四无记，则沉默以对。有人认为这是佛陀针对低级众生的低级说法，这当然是对佛陀本人和原始佛教的污蔑，不值一提。

现在有居士提出六十二见，具体列出的又都是十四无记，诸大长老照例模仿佛陀，沉默以对，试图蒙混过关，偏偏有一个愣头青跳出来以基本的无我教义来回答，竟然得到居士的称赞，长老们的羡慕嫉妒恨可想而知。他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位年轻比丘与佛陀的深刻冲突。

汉译版有所不同，居士提出四相问题，面对这种问题，诸大长老的沉默是没有道理的，由此可以推测这个版本是经过别有用心者的改动的。问题确实在祸福吉凶相上。与前三相不同，第四相其实是一种好坏之别。如果用无我见来回答无记问题算是一种突袭，用无我见来否定好坏之别则彻底瓦解了佛陀实用主义的基础。可见改经者用心极深。而且这个版本对这位年轻比丘似有责难之意，可见这部经背后有宗派斗争的痕迹。

故这位年轻比丘其实代表了与佛陀的实用主义截然相反的理性主义的倾向。